川普的大而美法案恐將撕裂美國社會

2025年7月4日，正當美國在慶祝獨立日時，川普（Donald Trump）總統簽署《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法律。該法案在川普威嚇與利誘、共和黨兩參眾兩院領袖對黨籍議員進行權謀協商及利益交換下，經兩院修正多項爭議核心條款的修訂後，才皆以些微票數差距驚險通過。

這份近千頁且高達數百項條款的綜合性法案包山萬海，從減稅、國防到削減醫療補助、社會福利補助、能源政策到提高債務上限等，宛似大雜燴的拼裝車，點出美國政治治理的諸多問題。包括：

大而美法案在立法思想和靈魂上並不完美，缺乏具配套的政策願景，反而像是一個讓對法案有意見者予取予求，分別掛上他們喜好或交換利益的框架，淪為「聖誕樹法案」；或是如消費拼單為湊足目標金額換取優惠一樣的「拼單法案」。

這個法案其實是2017年、川普1.0時《減稅與就業法案》的延續和升級。《減稅與就業法案》預計到今年年底屆期，大而美法案與其接軌，大部分川普的減稅措施得到永久化的救贖。相對的，法案專門删減了醫療、福利補助及清潔能源補貼等支出，讓民主黨大力支持的政策大退場。

法案討巧地入法川普對勞工的民粹承諾，呈現小恩小惠的拉攏交代，如小費免稅、加班費免稅、新生兒補貼等。但重中之重的政策是對富人的減稅及擴大支出的政策，更多受惠的是富人和企業，如提高遺產稅免稅額至1,500萬美元、從2017年減稅前的35%永久降至21%等政策。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大削減了窮人需要的醫療補助與食物補給等福利，如削減1.5兆美元社會福利支出，及導致約1,200萬低收入族群在未來10年內失去醫療保險。

這部大法案將對美國最貧困家庭造成經濟打擊，但讓高收入家庭受益。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分析指出，美國年所得最底層10%的家庭購買力，將在10年內減少4%，對這些最貧困家庭的打擊，堪與嚴重經濟衰退相提並論；令人羨慕的，財富頂尖10%家庭的購買力將增加將近3%。

進一步看，收入最低10%的窮人家庭平均每年將損失約1,600 美元，即收入減少3.9%，這些損失主要來自削減聯邦醫療補助和補充營養援助計畫 (SNAP) 的食物補助；中等收入家庭每年可多得500至1,000美元，相當於收入增加0.5%至0.8%；但收入最高10%的富人家庭則因受益於減稅政策，平均每年得利1.2萬美元，收入成長2.3%。

耶魯預算實驗室（Yale Budget Lab）也指出，收入底層10%家庭所得遭受的影響將從4%擴大至6.5%；整體而言，底層80%家庭受大而美法案與關稅夾擊，所得都將萎縮；唯獨頂層10%家庭明顯從這部助長赤字法案中受惠。

這些指向意味著：富人減稅，窮人買單。年收入超百萬美元的家庭每年可節省數萬美元稅款，而億萬富翁的遺產稅負擔將減輕超60%。大利多於富人、大删減窮人福利及小利及窮人等3大特質，促使劫貧濟富成為川普2.0經濟學的最大特徵與遺產。

諷刺的是，這是川普對「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基本盤經濟利益的背離。川普的基本盤是老白男、中低收入族群，他們飽受大企業資本運作的傷害，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最深受害者，但小恩小惠的民粹經濟政策、削減窮人福利以及富人大得利，不僅沿襲右派保守主義路線，更深化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發展模式。

法案的重點是，為支撐起未來10年擴大財政支出的財源奠定法律基礎，定錨額外增加5兆美元的舉債空間。為此，引發包括共和黨財政保守派在內及輿論的反對。

一度反對法案的共和黨眾議員馬西（Thomas Massie）直言：「增加預算赤字來減稅，就像用信用卡付房貸，最終會壓垮整個家庭。」

國際貨幣基金（IMF）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 ）反覆警告，大而美法案製造的財政透支，已突破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時代被共和共和黨嚴厲指控「赤字失控」的標準。

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CRFB）指出，這項法案將在2034年前讓國債增加4.1兆美元，如果其中許多臨時條款轉為永久性措施，債務規模更將飆升至 5.5兆美元。

美銀首席策略師哈奈特（Michael Hartnett）指稱，該法案正在製造「大而美泡沫」（One Big Beautiful Bubble）」。美國債務天花板實質上提高到41兆美元。到2032年恐超過50兆美元。若考慮到2032年前美國至少經歷一次衰退、疫情或危機衝擊，赤字恐再激增10兆美元。

美國稅收基金會（Tax Foundation）預計，未來10年美國將增加2.6兆美元的財政赤字。美國債務佔GDP比率將從2024年的98%升至2034年的125%至132%。高利率環境使利息支出成為財政負擔，2034年單年利息或增加5,400億美元。

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 創辦人達里歐(Ray Dalio)認為，該法案因約5兆美元的收入將被約7兆美元的支出所超越，預計每年將產生2兆美元赤字，使得國債在未來10年內大幅增加，上升到收入的7.5倍，美國每個家庭的債務，將從目前約23 萬美元，飆升至約42.5萬美元。

美債規模已突破36萬億，並且由於聯準會尚不再降息，導致每年光是付利息就佔美國一年財政收入的22%，支付成本像高利貸非常高。

另外，償還債務的利息和本金支付，將從約10兆美元增至約18兆美元。若不進行開支削減或增稅，在大量印鈔票的情況下，美元將貶值，並將利率推至極低水準。

達里歐的意見和哈奈特一樣，都指向「泡沫」。但是，窮人財富是趨處泡沫化，富人則是享受成長的泡泡，貧富更形懸殊是大而美法案的後遺症。

此外，2017年美國稅改對其GDP的長期貢獻僅為0.4%，大而美法案的影響可能更𤅀弱。一旦美國經濟出現衰退，財政收入將進一步下滑，財政不可持續的壓力將陡增。從長期來看，這一法案的實施將會大幅增加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從而導致赤字率和利息支付成本持續上升。高債務擠壓公共投資空間，利率上升抑制私人投資，潛在經濟成長率或受拖累。短期刺激與長期拖累並存，恐怕令美國走上更危險的財政懸崖及經濟風險的道路。

這場立法博弈的背後，是川普對共和黨建制派的極限施壓與利益交換的權力遊戲，使得法案也映照出更深層的問題——缺乏規劃性治理（programmatic governance）。

與內閣制國家執政黨通常會提出全面性的施政綱領不同，大而美法案除是川普強推的政策設計方案，深具「行政指導立法」特色，但由於共和黨在參眾兩院是微弱多數，為爭取法案順利過關，留下深度以妥協交換利益的軌跡，使得法案充滿「立法透支財政」的利益顯現。

法案透過利益交換來滿足代議士特別關注的選區利益、局部利益或短期利益，如同「儘管你可能不喜歡整部法案，但裡面總可增加一款內容讓你喜歡」，質變轉量變，轉化成投下同意票。

例如，為爭取阿拉斯加州參議員（Lisa Murkowski, R-AK）支持，專為「阿拉斯加定製條款」，新增油氣鑽探稅收優惠、捕鯨業稅收豁免、以及保留清潔能源抵免。類似此奇特的法條層出不窮，已成為肉桶政治（pork barrel politics）的註解。

因此，法案的標誌是以局部政治利益交換聚合的組裝法案，使得大多數條款失去彼此關聯立法的一致性，不僅沒有政策邏輯關係，更沒有共同價值的基礎。

同時，也衍生出制度化買票（institutionalised vote-buying）行為。在利益交換與妥協的運作下，法案出現從特定選區、農業補貼及特定產業的稅收減免的條款，以合法輸送權利與利益的方式，將組織化與個人利益置於更廣泛、具必要性與緊迫性的公共利益之上。

典型的例證是共和黨眾議員馬西（Thomas Massie），他最初反對該法案，又深怕影響自己未來政途，當川普承諾停止公開攻擊他之後，最終同意不再阻撓法案通過。另外，共和黨籍北卡州參議員提里斯（Thom Tillis）也是。提里斯投下反對票後，川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威脅說，許多人都想在明年的參議員競選中與提里斯競爭，他將尋找一位「能夠真正代表北卡州人民以及美國」的人選。

經過反複博弈，法案成為一筆筆私下的交易，且同不同意與法案本身的優劣毫無關係，凸顯出個人交易將治理從政策審議過程，轉變成了個人政治生存前景的交易市場。

真如有人戲稱說，立法現場其實更像是《甄嬛傳》X《魷魚遊戲》X《權力的遊戲》疊加的綜合版，只是舞台設在華盛頓，演員換成了穿西裝的國會議員們。

美國政治正在走向演變成負面黨性（negative partisanship）的路上，兩黨均顯露出對敵對政黨負面的情緒或立場，並強化為對於所屬政黨的忠誠與紀律，而不再思考真實的政策訴求與理念。

從表決結果看，該法案完全沒有獲得任何民主黨人的支持，但並非民主黨人必然反對所有的條款，而是因為支持任何共和黨的法案，在政治上的後果會把自己變成有害毒素。對共和黨人來說，縱使對某些條款持保留意見，也必須不得不支持「議價」後的法案，以免得罪川普導致在未來的政治路上更難行，並鞏固政黨利益與維護黨的團結。

一齣充斥明打暗鬥、軟硬兼施、盯人催票及利益換票的超級政治真人秀。川普就像《魷魚遊戲》的操盤手，躲在台下拿著電話，玩著生死遊戲。川普軟硬兼施對付幾位特別頑固的議員，還動用行政權力及競選經費等籌碼來拉攏對新能源項目不滿的保守派。

美國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說得直白：「如果共和黨不告訴美國人民這法案𥚃寫了什麼，那我們就來讀給全美國人聽。」這波神操作讓民眾發掘出一些隱藏條款：例如，法案第278-279頁寫著「未來10年禁止州政府制定AI （人工智慧）相關法規」。這條隱藏款連共和黨籍的鐵桿議員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也被蒙蔽，她事後在社交媒體上說「我要是早知道這件事，肯定投下反對票」，說明一些共和黨議員連自己投票贊成的法律都沒讀過，立法品質與過程堪稱「盲盒立法」。

尚有，無論是在眾議院還是參議院，法案投票都呈現出涇渭分明的黨派分歧，這凸顯了美國的政治對立和社會撕裂。為何對立與撕裂？原因在於兩黨政策理念的巨大差異、兩黨迎合各自支持者以及利益群體不同訴求。

尤其，當兩黨為選票利益放棄財政紀律，當利益綁架政策，當普通民眾的聲音被政治精英忽視，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否還能代表「多數人的利益」？沒有跨黨共識的分歧，且嚴峻的政黨對立，凸顯出政黨利益高於國家利益，並不是民主的健康狀況。

所以，大而美法案缺乏宏大的願景，呈現以政治權宜之計針對政策連貫性及長期主義的勝利，黨派利益對國家利益的勝利，以及短期思維對長遠規劃的勝利。同時，保留形式民主的外衣卻拋棄實質民主的內在，也進一步削弱公眾對制度的信任，並加深了黨派分裂，使得美國備受推崇的制衡體系，退化為逃避問責而非確保善治的機制。

另外，該法走技術性程序闖關，在參議院以預算協調方式的簡單多數（51票）即可通過，避免一般法律案通過必須達60票較高的門檻。

50%門檻太低，無法達致廣泛的正當性（legitimacy）；而60%的門檻，在兩黨激烈對立的現實裡過高，有效治理的失能窘況，徒讓立法技術的戰術指導上位，追求只要法案得以通過的目的導向，誤把合法性（legality）當成正當性，不需堅強的正當性或更多的共識予以支持。

一部960頁比《魔戒》三部曲還要厚，又包羅萬象的法律文件，大部頭的條款複雜性破壞了民主問責制。5月份才由德州共和黨眾議員阿靈頓（Jodey Arrington）提出的法案，要趕在獨立日前通過，短時間內國會議員也難以全盤理解全部的內容。

複雜性成為一種策略來逃避實體審查。將眾多不同的政策捆綁在一起，立法者可以因受歡迎的條款而邀功，同時為不受歡迎的條款推卸責任。投下贊成票可能是因為支持減稅，但反對削減醫療補助。而且，選民在片碎片的資訊中難以辨別立法中的細微差別，以及洞察國會議員是否認真審查法案。

此外，民調顯示多數民意及非「讓美國再次偉大」共和黨人也反對該法案。根據肯尼迪基金會（Kennedy Krieger Foundation）的民調，64%的美國人對該法案持負面看法。在民主黨人中，這一比例飆升至85%；在獨立人士中，比例高達71%。雖然大多數支持「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共和黨人支持該法案，但在那些不認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共和黨人中，三分之二的非「讓美國再次偉大」共和黨人也反對該法案。

這些代表政治治理与民意落差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在法案上表現為現代政治治理的複雜性、公民理解和評估代議士決策能力之間的巨大鴻溝。

大而複雜的法律與政策內容結構產生出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這是一種沒有任何人需要為該立法後果負責的局面。個別立法者可以聲稱他們只支持某些條款而否認其他條款。

最受矚目的是對於財政支出所造成赤字的影響，更造成問責真空。美國國會預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估計，大而美法案將在未來10年增加3.4兆美元的債務，巨大而激增的赤字讓財政保守派倍到震驚。諷刺的是，曾自詡為赤字鷹派的共和黨國會議員卻為此投下贊成票，說明了黨派忠誠凌駕於長期堅持的理念主張之上。讓人想問：棄守立場是自毀長城的問責真空嗎？

該法案有一些「日落條款」，規定在2029年自動失效，體現了利益交換及短期思維。這些條款並非出於政策原因，而是為了符合參議院的預算規則，參眾議員更多地只考慮與自己或俘擄支持自己的選民有關的短期政治利益，而無需念及長期後果，嚴重背離長期的良善治理。

傳統的民主理論認為立法辯論具有認知功能，多元思想的碰撞有助於識別出最優的政策。大而美法案的通過指出該假設不成立。

法案從提案到通過不到2個月，並在川普的威脅與共和黨參眾兩院領袖的利益引導交換下，並沒有進行有意義的分析或辯論。唯執政黨領袖們透過議程及時程設定的權力、威脅與利誘，以及多數優勢等手段來操縱結果，而不論法案的內在價值及造成的後果。

這揭示美國政治實踐與民主理論存在差距。縱使共和黨贏得選舉有權執政具備了民主合法性，但混淆了程序民主（遵循選舉規則）與實質民主（以反映真正民意並促進長期福祉的方式治理）之間的區別。

甚至，建立在妥協基礎上的制度，在一個根黨派嚴重對立的時代，如何有更多的共識和國家利益？當代表優先考慮黨派忠誠而非選民福祉時，代議制民主深藏著代理成本問題。

悲劇不在於美國民主不完美，畢竟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有缺陷。悲劇在於喪失對制度性精神的思想考和改革的能力，過去是這些能力讓政治體系發揮良治和韌性。除非這種能力得以恢復，否則，每一次都將進一步削弱民主治理的基礎。

大而美法案的通過，本質上是美國政治對立的產物。共和黨為鞏固基本盤，不惜以債務擴張換取選民支持；民主黨則透過製造危機施壓對手。然而，這種「以債養政」的模式終將透支國家信用。這場財政狂歡的代價，終將由整個國家來承擔，並遺留下許多疑慮待解。

涉險過關的大而美法案，不僅暴露了美國兩黨在財政政策上的尖銳對立，更揭示了美國社會在階層分化、債務危機與政治極化中的深層矛盾。這場「大而美」的財政狂歡，究竟是經濟復甦的良藥，還是民主制度的毒藥？

當立法程序變成零和遊戲、當民生議題淪為黨爭籌碼，以及當政策框架成為撕裂的社會矛盾與對立，這一部大而美法案會不會讓美利堅合眾國走上越演越烈的美利堅分裂國？

這場被共和黨稱為「經濟復興」的豪賭正式生效。然而法案通過時國會山外的抗議聲浪，卻暴露了美國社會深不見底的裂痕。未來是「經濟復興」，還是按下「霸權瓦解」的倒數計時器？

或許，制度的力量，從來不在於塑造一個乾淨無瑕完美的政治劇本，而在於它能容得下爭吵、愚蠢、荒謬、諷刺甚至無能，卻依然能前行。正如英國前首相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所說：「民主並非最好的制度，卻是最不壞的制度。」而這場大而美法案的立法大戲，正完美詮釋了這句話的真諦。

只是還是得問：美國的民主政治治理要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