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當政治比喻變成政治審判？回應《朱立倫為何那麼讓人不可思議》

副總主筆鄭任汶專欄《朱立倫為何那麼讓人不可思議》，以強烈語氣批評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將總統賴清德比擬為「希特勒」，並延伸指控國民黨在轉型正義上的抵制立場，甚至將其話語與中共語境畫上等號，斷言其言論可能成為「中共武力犯台的藉口」。面對這篇評論，我認為必須釐清三個層次的問題：一是政治比喻的合理範圍，二是轉型正義是否已政治工具化，三是對權力的監督是否還能保持標準一致。

朱立倫以「希特勒所做的事」形容賴清德政府的做法，確實語氣尖銳，也足以引起德國在台協會的反應。但這類歷史性比喻，在民主政治中本屬常見，目的在於警示，而非全盤等同。鄭文未釐清語境即將其視為納粹言論的「共鳴者」，此舉本身反而使評論淪為另類的道德審判。

事實上，朱立倫所針對的，正是賴政府在國會失去多數後，訴諸行政與司法系統發動一系列對立委的罷免、司法調查，並試圖以公權力翻轉不利局勢。這樣的權力操控，是否也應納入公共監督的範疇？若只檢討批評者，卻迴避執政者手段是否適當，那麼真正失衡的，恐怕是評論本身的視角。

鄭任汶詳列國民黨刪減轉型正義相關預算，包括文化部、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白色恐怖賠償等項目，將其形容為「阻擋歷史教育」「站在納粹立場」。然而，這些預算涉及的不是歷史事實本身，而是執行單位是否中立、公正與有效。促轉會的運作自始即爭議不斷，調查失衡、程序瑕疵、標籤化操作等問題頻出，豈能以「誰反對就是反正義」簡化複雜問題？

在野黨透過刪減預算監督施政，本為憲法所賦權責。民進黨若無法說服國人轉型正義機構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卻以道德高地反壓在野質疑者，豈不也是另一種權力傲慢？

最令人遺憾的是，鄭任汶在文末援引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俄媒的言論，指涉國民黨與中共語言「共鳴」，這樣的推論既粗糙又危險。民主社會之可貴，在於容許不同政黨針對政府提出激烈批判，而不是將一切異議打為敵對勢力的同路人。國民黨雖為戒嚴時期的執政者，然三十年來民主化貢獻亦不容抹煞，若任意將批評者與外敵語言接軌，等於切斷所有理性政治論辯的空間。

不容忽視的是，朱立倫此番言論所處的政治背景，正值賴清德政府啟動前所未見的「大罷免」行動。該行動援引行政、司法與立法等一切執政資源，針對此前由民意選舉產生、目前在立法院居於多數的在野黨席次進行清算，意圖以較低的政治代價換取全面重掌國會之高報酬，這樣的政治算計，從動機到手段皆極可議。更令人警惕的是，賴政府將整體社會的穩定、制度的信任、民意的選擇，皆視為可犧牲的籌碼，用以豪賭權力再分配的勝算。遺憾的是，鄭任汶此篇文章對於這樣一場由執政者主動挑起、代價極高的「政治翻桌行動」，未見一絲批判，卻選擇放大朱立倫比喻語言的情緒張力，評論重心明顯失衡，令人遺憾，也令人擔憂。

評論媒體的責任，是揭示權力的問題，而不是代替權力發聲。朱立倫是否用詞過當，可討論；賴清德是否執政過當，更應監督。在國會僵局下，唯有回到法制與民主機制本身，才能避免政治走向全面對立與社會撕裂。對於新興媒體如《鏡報新聞網》與評論者鄭任汶而言，若真關心民主與正義，就該用一致的標準檢視所有掌權者，而不是用語言框架封鎖對話，製造一種「正義只有一種版本」的政治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