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國際政經秩序重組與台灣議題的再思考

在歐戰結束八十年之際，鮮少對此議題發表意見的中國與台灣領導者，不約而同在今年都有重大聲明。台灣賴清德總統出席歐戰勝利八十週年紀念茶會發表演說，強調不忘二戰對侵略姑息導致戰爭的歷史教訓，更主張只有民主自由才能化敵為友，帶來永續和平。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俄羅斯反納粹勝利日八十周年慶典前夕，在俄羅斯報發表「以史為鑑、共創未來」署名文章，強調二戰是反法西斯的戰爭，當然也不忘再三主張「台灣回歸中國」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成分。台灣強調二戰教訓是要積極對抗侵略與捍衛民主自由，中國主張要維護二戰後所建立的國際秩序，但絕口不提這個國際秩序的價值基礎。

中國在此時對歐戰八十週年勝利日發表看法，與現階段的中美對抗及美俄關係的新進展有關，習近平通篇提到中俄要共同捍衛什麼，中俄都是英雄大國云云，明顯對於川普政府所謂的「逆季辛吉策略」是有顧忌的（即便歐洲國家多認為意圖切離中俄必將徒勞無功），因此不僅親自參加普丁主持的慶典，還破天荒在國外媒體署名發表文章表達立場。

賴清德總統的發言是否是預期中國此時會有動作而備題破梗，我們對此不得而知。但賴總統發言明顯不是針對習近平的台灣屬中國說，而是站在亞洲領袖之一的立場，對全球未來提出歷史向度的發言。臺海兩岸領導者對在歐戰結束八十年紀念日之際都有發言，顯示即便二戰結束至今已歷八十年，但現今世界與它的關係並未因時間的拉長而疏遠。

現今全世界都在對川普政府的無差別關稅戰膽戰心驚，同時也承受更大規模與更高頻率的軍事戰鬥。離號稱歐洲和平中心的布魯塞爾不到兩千公里處正展開現今最大規模的地面戰，以色列與哈瑪斯於加薩的戰爭不僅還在持續，軍事衝突還擴散到敘利亞與葉門，其後續效應更重塑了現時的中東地緣政治。印度─巴基斯坦這兩大核武強權更出現百架戰機與飛彈的大規模空戰。台灣海峽雖然還沒發生戰爭，但中國軍機軍艦對台灣的迫進壓迫在升級，軍事對峙強度更是快速拉高。

俄烏戰爭、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印度─巴基斯坦衝突，甚至包括台灣議題在內，都可以說是二戰戰後處理的未解問題。烏克蘭在一戰後曾經短暫獨立但隨即被蘇共壓制，在二戰後更因著史達林西進侵吞與掌控今天的中東歐地區，使其要等到冷戰結束才能再度回到獨立狀態，但現正承受直接戰爭的傷害。以巴衝突與印巴紛爭都是二戰後西方勢力的作為與退場處理所帶來的問題，台灣議題更是二戰結束的未解問題之一。當年的《舊金山和約》只確定台澎不屬於日本，但沒說屬於誰，連那時曾建議要在聯合國監管下展開台灣住民公投的主張也從未落實。這些議題可說都與二戰戰後秩序沒處理好，或是沒處理而拖延至今的結果有關。

二戰結束後沒過五年，整個世界就進入冷戰，這個發展使得以上幾個問題的處置變得更複雜。冷戰結束解除了冷戰的蘇聯因素，使得烏克蘭得以獨立，但對於以巴、印巴、台海議題等發展，則是讓既有因冷戰而被壓制的矛盾再度表面化。

在以巴衝突與印巴分歧上，我們可以看到對立者彼此的主體性並不是問題，因此我們不會說「以色列問題」、「巴勒斯坦問題」、「印度問題」、「巴基斯坦問題」等來稱呼。這也代表其與俄羅斯的「烏克蘭問題」，中國說的「台灣問題」，對烏克蘭與台灣主體性給予明確拒絕的態度，存在本質上的不一樣。

當然中俄彼此間對這些問題的出發點還是有不同。俄羅斯攻打烏克蘭雖宣稱是為了反納粹，但實際上是意圖「回歸」到二戰後在冷戰期間的蘇聯版圖。而中國要併吞台灣雖宣稱是要回到二戰後的秩序規範，但二戰後的規範並沒有處理到台灣，因此北京此舉實際上是有意「改變」二戰後的國際疆界秩序。

川普總統對盟友與敵手不分青紅皂白發動的關稅戰，看似雜亂無章，但實際上反映了二戰後「美國世紀」（Pax─Americana）的逐步退場。二戰後不管是冷戰或是後冷戰時代，美國在維持國際秩序的地位都是無可比擬。冷戰時代美國不僅有能力展開對蘇聯勢力的國際圍堵，也對非蘇聯勢力展現強大的領導地位。蘇聯解體的後冷戰時代前半期，美國在世界更是處於一超多強的單極狀態（Unipolar Moment），直到其地位被快速崛起的中國所威脅。

美國之所以能夠有這個地位，不僅在於其強大的軍事實力，也在於其雄厚的經濟力量。二戰後自由世界的秩序基本上是建築在美國的經濟基礎上。即便在七十年代初美國因不堪負荷而取消金本位制度，但因國際原油緊盯美元的關係，讓美元的國際影響力變得更大。但也因為這樣，美國社會也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現在川普政府感覺蠻橫的關稅操作，及其關注製造業回歸，重新重視就業，就是有意處理這個現象。

雖然我們不知道是否未來會出現大型的全球匯率談判，但10%關稅在未來可能會變成新常態，過去接近於零關稅的時代很可能已走入歷史。加上現在強調經濟安全與對等貿易，以及要建立可信任與乾淨的供應鏈等，這些要求與二戰後的處理以至後冷戰時代的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共識都有相當差異。

雖然川普本人操作似乎很粗糙，但川普政府認為需要調整美國經濟政策的出發點的確有正當性。這也代表自由貿易讓位於公平貿易，經濟安全甚於經濟發展，高舉就業與能源安全等主張，不會在四年後隨著川普的下台而政息。此外，這個風潮也很可能會在其他地區發酵，因此我們必須要將這個現象，視為是美國自我啟動的經濟再平衡，而當支撐二戰後國際經貿秩序的美國都出現經濟再調整時，我們更要認為這可能是二戰後經濟秩序將出現重構的重要暗示。

二戰結束已歷八十年，二戰後所建立的秩序從冷戰到後冷戰時代也有不少變化。今天這個戰後秩序受到獨裁者聯盟的聯合挑戰、新興勢力的集體崛起、以及二戰後經濟體制再重構等因素，在根本上衝擊這個戰後秩序安排。以現在的趨勢來說，意圖維持二戰後國際政經秩序的現狀，已是幾乎不可能了。

習近平加速其併吞台灣的操作在表面上，是與中國宣稱的統獨問題有關，但在習近平聲稱絕不放棄以戰爭方式併吞台灣的說詞中，絕口不提決定後二戰秩序的《舊金山和約》，這暗示了併吞台灣的本質，是習近平意圖翻轉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安排。而現在這個戰後安排，受到「中俄伊朗北韓CRINK」獨裁者聯盟對二戰後國際體制的軍事、政治與經濟等場域的複合攻擊。

這些攻擊可證諸於中俄伊北韓分別對西太平洋與南海、西藏高原沿線、歐洲東部與南高加索地區，中東的兩河流域與波斯灣等施加政軍壓力且彼此奧援，且協調其對民主體制的系統攻擊。還透過上合組織、金磚五國聯盟等建立與西方對立的經濟合作聯盟等。這些操作並非國家的個別作為，而是意圖改變二戰後國際體制的共同協作。

二戰結束後也經歷幾次國際勢力的重分配。首先是冷戰時期的日德崛起，但冷戰體制成功將日德收納入「七大工業國G7」集團中。冷戰結束後先是看到韓國，之後是印度，接著是土耳其、印尼，巴西等國的崛起。歐洲也出現前東歐的新歐洲（例如波蘭）的快速發展。這些進展一方面帶出新的權力中心，也改變了既有的國際權力分佈。

如果將視角再度擴大到非國家類型的他種經濟體，可以發現現在不僅有經濟體的力量超過中型國家，甚至還有國際經濟體可以提供國家無法提供的區域性跨國服務，例如國家彼此間要透過大型公司提供的能源、電纜、網路等服務才能互聯，甚至還有個別經濟體能夠提供國家安全服務，類似過去以服務於個人與公司的保全服務，現在可以擴大到對國家提供服務之發展。這個新發展與新力量，更是二戰後國際體制安排沒有觸及的面向。

目前有關台海未來發展的討論，多集中在未來幾年台海是和或是戰的問題。特別是習近平第三任在2027結束，解放軍百年紀念也是在2027年，以及習近平曾要求解放軍要在2027年前要具備攻台能力等發現，因此2027年被視為是關注台海安全的重點。但中國軍事發展固然速度驚人，可是多數認為在2027前中國應還不至於掌握可以成功攻佔台灣的軍事力量，其對台的軍事投射能力也不太可能在2027就掌握絕對優勢。但2027年習近平是否連任與台灣未來地位等議題之發展，依舊是密切相關。

如果習近平成功在2027連任，一般多會預期習近平在2032年下台前，很有可能會對台灣發動軍事攻擊以達到他「統一台灣以達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這是因為習近平對於在任期內併吞台灣有著近乎病態的偏執。

一旦出現對台灣的軍事行動，台灣的生死就會立即被擺上檯面，屆時護國戰爭的目的就不僅是求生存以阻止對方成功併吞，台灣也需要在擊敗進犯勢力的同時，也建立台灣完整的國際權利。缺乏更高的目的性，以維持戰前現狀為目標的護國戰爭，基本上是很難取勝的。這意味著我們不僅要有防衛台灣的軍事戰略，更要有戰後台灣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國安與外交政略，並在這樣的政略下指導軍事戰略。當人民為了護國戰爭做出重大犧牲，但整個國家最後只是回復戰爭前不上不下不左不右的狀態（而當時正是為了避免戰爭而選擇停留在那個狀態），這將會是對後世子孫的嚴重失職。

但如果習近平在2027年下台，換了新的領導者上台呢？這就端視屆時會是麼樣的人擔任領導者，以及共黨領導核心內部會呈現什麼樣的關係結構。可能性之一是中國會進入一個內部比較不穩定的階段，會出現集體領導以摸著石頭過河，對外事務因此變得謹慎保守，若是如此，這可能意味著中國將會持續混亂一段時間，但是對外作為對消極。但另一種可能，是會出現一個態度與思維都相對不一樣的領導者，在內部的期待下願意嘗試新方向。在某種程度類似當年毛澤東過世後，鄧小平上台的發展。

當年鄧小平上台後對文革有新舉措，做出了若干開放措施，而在針對台灣議題上，鄧更是提出有別於毛澤東要「血洗台灣」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之主張。相信四、五年級生應該都還記得當鄧小平上台後陸續提出「相逢一笑泯恩仇」、「一國兩制」等話題與政策，對蔣經國政府帶來的壓力。蔣經國總統當時被迫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之「三不政策」回應，但也陷入了長期戰略被動的歷史。因此台灣更要注意2027是否會出現類似發展。

因為在這個發展下，屆時台灣所遇到的挑戰會更甚於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攻擊。挺台抗中的國際支持可能會因此削減，特別是當其他國家感受到軍事衝突有可能會下降後，轉向施壓台灣要台灣接受中方新領導者提案以避免戰爭的可能性會大增。這對台灣會形成更嚴峻的挑戰。台灣不僅屆時要避免陷入戰略被動，也需要掌握這個有可能鞏固台灣國際地位的戰略機會。

因為不掌握不處理的後果不會是維持現狀，反而可能會出現更糟糕的處境：即所謂以「非國家身份」處理台灣的現象，會成為新的國際共識並被制度化，這對台灣的國家發展、民主永續、以及國人未來的尊嚴與在國際平等競爭的追求等，都會帶來極為負面的結果。

因為現在國際格局正處於一個大變化的時代，習近平將此錯誤的認為這是中國崛起取代美國世紀的大好機會，即所謂「百年未有之變局」。我們不認為這必定代表中國的獨裁將會崛起，但二戰後的「美國世紀」，經濟秩序，以及其他後二戰的相關國際安排，的確很可能在未來幾年會出現很大的改變，一些當時在二戰後沒處理的問題，可能在未來都會被重視與管理。這意味著我們過去習慣沿著二戰後發展的國際體制，已經不太可能維持現狀了。

對台灣來說，除了這個二戰後國際體制很可能出現改變外，也要同時面對中國內外變化產生的外溢後果。中國已進入盛極而衰的時期，但習近平又將解決台灣問題視為是他的核心歷史任務，如果沒幾年後真的進入後習時代，台灣也有可能會迎來新的挑戰。這些變化有可能會衝擊到很根本的問題：過去持續沒在處理的台灣地位問題，就有可能在幾年內會被浮上檯面尋求解決。

對台灣來說，處理這個議題的關鍵，是使其回歸到正確的歷史位置，意即台灣是二戰後國際體制尚未處理的問題：日本放棄對台領有，但是誰領有台灣則是未知。此外，相對於戰後在南亞、東南亞與非洲的解殖發展，當時認定應舉行台灣住民自決的之意見，也從未意圖要付諸實施。台灣是二戰後尚未完成解殖操作的地區，這一點必須要守住。不能被北京政府「台灣是中國內戰的殘留問題」的主張所迷惑，不僅這會導致台灣議題「被統獨化」，同時也會讓台灣人民在台灣議題的主體性與決策權被消失。

因此面對可能的地位問題，就不能光從國際法的角度。過去不處理國際政治而只關注國際法的邏輯，其結果往往是強化與台灣與其他友盟國家的衝突。但光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問題，更是無法面對台灣現在的困境，因為既有的建制基本上排除台灣，更沒有嘗試透過系統性方式處理與台灣相關的問題。其結果同樣是在深化台灣與其他國家的矛盾。

我們需要將台灣議題放在二戰後國際體制再調整的一部分之下思考。其本質是我們要提出什麼是合理的新國際秩序，使其有助於建構一個新而健康的區域戰略平衡，並要在其中直接內建台灣的主張與需求。換句話說，在既有台海安全朝向國際化的基礎上，建構一個預設未來國際政治、經濟與安全秩序的安排應該是什麼的印太戰略，以此解構長期支配台灣思維的美中台三角架構，並在這個目標下，指導台灣屆時在面對如果出現護國戰爭，或是中方新領導者提出新兩岸關係建議等的應對方略。

台灣不具備可改變區域態勢的力量，因此我們更需在視野領導上積極強化，才能找到提升影響力，「punch above the weight」以促使台灣永續發展。持續透過說服中國「不在今天做傻事」（today is not the day）目前是不得不然的選擇，但我們必須在思考上超越這個層次。這個對台灣永續生存的歷史挑戰已經擺在面前，我們無法迴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