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信／筆名杭之，政論家，曾任立委、國安會副秘書長。作者為當時《美麗島雜誌社》主編，也為美麗島事件受刑人
聽到杏慶（南方朔）過世的消息，我有點意外。他中風一段時間了，我和香燕去他家看過他，那時狀況還好，但後來連文章也不寫了，這當然是狀況不算好，去電想去看他，他一直說不要不要。在一段沒見過面的不短時間裡，偶而會聽到他去復健、跟人吃飯的片段訊息。這樣，我錯誤地認知他雖生病但狀況應該還好。
這個月 9 日晚上，我在臉書上重貼了一篇舊文，是15年前在清華大學一場紀念唐文標之座談會的發言記錄，以追念老唐 40 週年忌辰（2025年6月10日）。當時這場座談會杏慶也參加了。我在文前加了一段按語，說重看這舊文，心中不免傷感，因為主持那場座談的林孝信十年前生病離世了，座談引言的四人中，汪益三年前不幸車禍往生，陳曉林剛生病離開了，接著說：「杏慶生病復原中，我則日漸衰老」。我這樣寫，是因為有上述的錯誤認知，心中自然浮現「復原中」的祈願。誰知就在我貼文之前半天，他也走了。聽到這消息，心中一片茫然，慢慢的，往事片段片段的浮現。
認識杏慶，跟唐某（朋友對唐文標的膩稱）有關。他們在這之前投入偏左社會意識實踐的運動（鄉土文學論戰、夏潮雜誌等）中就已經是戰友了，而我當時還在大度山，知道他們（特別是杏慶在台灣被逐出聯合國而放棄獎學金出國留學一事），但不認識。中壢事件後，我比較積極實際參與當時的黨外運動，才因緣認識他們。那大約是1978年左右的事。
那一年，舉行增額中央民代選舉。黨外人士受1977年地方選舉勝利及中壢事件展現群眾力量的激勵，進一步串連整合，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的共同政見，要求開放黨禁、報禁、解嚴、國會全面改選等，也就是訴求自由化、民主化，形成戰後挑戰國民黨最強大的氣勢。
在這股上昇的氣旋中，各地都有很多政治新人投入選舉。其中，幾年前台大哲學系事件中被整肅的陳鼓應教授和中國時報記者陳婉真（日前不幸在泰國清邁病逝）在台北聯合競選國大代表、立委。當時政治氣氛沉悶，但很多知識分子會側身反抗陣營，在台面下提供意見，出謀畫策，設計文宣等等，據我所知，兩陳選前發表的〈告國民黨宣言〉即由台大學運領袖洪三雄所寫。兩陳在台大校門口(約現在誠品書店附近) 設聯合競選總部，並設置「民主牆」貼大字報，國民黨的候選人李鍾桂也不甘示弱，在相隔不遠的地方設「愛國牆」，兩邊針鋒相對，打對台，頗有中國文革時「文鬥」的味道。
那一年的選舉，我是在桃竹苗選區幫張德銘律師參選立委，我們在中壢、新竹的總部也設置大字報板，隨時更新，分別由賀端蕃、周渝負責，還規劃在選舉後期發出一份全面性的批判文宣，由我寫了一份大約 2 萬字的文宣，題目叫做〈我們往何處去？〉，舉著藍旗反藍旗，拿孫中山講的三民主義打國民黨，批判他們根本背棄三民主義，違反「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這份文宣印成像全開報紙那麼大的傳單。
附帶一提，經歷 1970 年代初《大學雜誌》短暫的活躍、台大校園的學生運動、鄉土文學論戰、保釣運動等政治、社會意識實踐的抬頭，乃至1977年中壢事件的爆發，「社會」衝撞「國家」壓制的氛圍已經萌芽成長，並以各種實踐形式出現。雖然主流傳播媒介都控制在國民黨手裡，但黨外候選人普遍、或多或少都會以大字報等非主流的媒介形式作為重要的發言中介。有意思的是，經歷十年文革浩劫，中國的政治也出現某種氛圍，1970年代末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出現就是一種表徵。當時兩岸還不通，但經由海外，某些反抗氛圍或反抗形式，恐怕有些自覺不自覺的相互影響。像我那篇〈我們往何處去？〉的文宣，其題目就有點學十年（1968）前湖南一份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的味道，當然，兩者內容上風馬牛不相及，但形式上、精神上都是要挑戰當權，要找異於當權者提出來的出路。
〈中國向何處去？〉這大字報影響很大，寫的人是一個當時年僅19歲的中學生，叫楊曦光，是當時一個叫「省無聯」的紅衛兵組織的首要領導人，他後來被點名批判，是反革命，判刑10年。
當時黨禁、報禁，言論空間侷促，但黨外各陣營多少都聲氣相通，非正式串連。兩陳的競選總部看到我寫的那份文宣，拿去做了一些修改，好像唐文標、杏慶都有參與。據說他們找人用毛筆字寫成大字報，準備在接近投票（原定12月23日）日前，在台大靠新生南路圍牆邊架設大字報板，貼出這份大字報，據說架設後可能長達200公尺，並且要組一個隊伍來護衛這堵大字報牆，阻止對方來挑釁、破壞，目標是維持一天。但後來12月16日凌晨卡特政府通知將與北京建交，並跟台北斷交，蔣經國立即下令停止選舉，這些隨之嘎然而止。
也正因為這份後來沒有出現的大字報，我認識了唐文標、王杏慶，當然，在這之前，因選舉活動也認識了《夏潮》雜誌的蘇慶黎等人。我幫張德銘助選時的主要工作是擬政見、寫文宣。張的選區桃竹苗是農業縣，選民以農民及農村外流到加工出口業的勞工為主，所以相關的文宣主要談農工問題，總的來說就是農民、勞工是弱勢的，沒有受到政府政策的照顧，甚至被剝削、被犧牲。我替張德銘捉刀在《夏潮》上寫了幾篇這方面的文章。
選舉中斷後，接下來是一段激盪的日子，串連不斷，組織化持續。1979年春天，我先到康寧祥那邊參與《八十年代》的編務，並跟周渝、賀端蕃一起著手編輯《自由中國》選集四冊，也經歷那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動盪。這段時間，跟唐某、杏慶開始有較多的往來。大約6、7月以後，許信良找我去正籌備創刊的《美麗島》雜誌，並要我「放手去幹」。初生之犢不畏虎，我退掉了一堆我來之前就積下來而沒做處理的稿子，因而也得罪了一些人，這是後話。在此同時，我也規劃找一些新的寫手，來為反對運動增加一些理論水平，而不只是停留在情緒性的罵國民黨。
編創刊號時，除了黨外政論性雜誌一定會有的政治性之類的稿件外，我們安排了不少歷史反省視野和國際視野的稿子，如甄祖仁、黃岷權對地方自治的反省，如論尼加拉瓜蘇慕沙家族的興亡、分析歐共的難題、世界經濟危機等等。同時，除了戰鬥性極強的黨外政論〈民主萬歲〉，鼓吹民主潮流，呼籲國民黨勇敢抗拒黨內蠢蠢欲動的軍事特務統治的誘惑與壓力，為爭奪政治論述的空間，我們也開闢「論壇」，作為鼓吹民主潮流之平台，也可作為不同意見論辯的擂台，為複雜多元的民主豐富其面貌。
這時，我想到杏慶，他理論基礎紮實，下筆又快。我找他談想到的編輯構想，他提供不少意見，也建議可以拉稿的人，更重要的，他承諾寫稿。我們商量第二期弄一篇批判性的論戰性稿子。在創刊號，我以「何一燈」的筆名和當時在芝加哥念書的吳乃德合寫了一篇〈也談「政治共識」與「法治」── 評彭懷恩的「政論」〉，反擊他構築一些替國民黨的權力辯護的反動論述。在其論述中，彭堆砌許多政治學新名詞為裝飾，弄出看起來「客觀而理性」的「政論」，將國民黨對倡議橋頭示威遊行的桃園縣長許信良休職，解釋為「雙方缺乏（對法治的）共識」。文章直指這是不能具體掌握黨內外衝突的現實，而只是在替國民黨的權力作辯護。
延續這種批判方式，我們決定以金耀基1979年7月在東海大學的演講〈政治現代化之突破與新境界：論台灣經濟變遷與政治發展之關係〉（後在中國時報刊出，並收入《中國政治與文化》一書）作為討論的題材。由杏慶、乃德和我各寫一篇，最後由我剪裁整合成一篇，這就是刊在第二期的〈讓我們來打破各種神話 ── 和金耀基討論政治文化和經濟發展〉。
後來，由於我主持編務繁忙、乃德要回芝加哥繼續學業，杏慶就獨力接續再寫兩篇，即「讓我們來打破各種神話 ── 和金耀基討論民主政治」、「讓我們來打破各種神話 ── 和金耀基討論法治與合法性」，分別刊在三、四期。因此，這三篇將近 3 萬字的論辯文章，幾乎是杏慶的作品。
由於一開始是合寫，我取三人名字中的一字結合成「吳忠慶」，作為筆名。杏慶在報社上班，不可能以真名在《美麗島》這種「反動刊物」寫稿。不僅此也，為了隱密杏慶的身分，我還請香燕把他的稿子謄一遍，以免原稿在打字行被警總拿走，洩漏了作者的筆跡。很多文章也都是這樣，由香燕和編輯部同仁重抄原稿。當時打字行老闆就親自跟我道歉，說他們實在沒辦法不配合。解嚴後檔案公開，顯示特務在雜誌出刊前大抵已掌握了所謂的「毛本」，就是這樣來的。當時言論環境的艱困，不只是思想上的，連物質環境也是如此。
「吳忠慶」這篇批判性很強的文章充滿論戰性格，一樣開宗明義就指出：
「思想上的反動者是既有秩序的辯護者。無論他們的反動是基於什麼理由，他們都刻意地為既得利益者製造合法化的基礎。」
接著直指現實說，
「幾年來，台灣廣大的民眾在30年來特殊的政治、社會環境下鍛鍊成熟了他們的參政意願和能力，以更具體、更明確的步伐勇健地表達了他們追求民主的意願與熱情。但就在這一進步主義洶湧奔騰的今天，一股試圖阻遏這洪流的反動力量蠢蠢欲動。於是，為這反動力量服務、為這反動力量尋求合法化基礎的所謂專家『學理』出現了！」
這就把批判的目標指向金耀基的論點。我們認為這些說法似是而非，是為猜忌民主潮流之反動力量服務的，我們花了很大力氣作學理的批駁。如金耀基指稱「台灣政治上的危險主要是大眾政治對民主秩序的危險」，文章便針對「大眾文化」、「大眾政治」、「大眾社會」、「民主」等概念深入剖析，指出這說法是來自其保守、抗拒變化、恐懼大眾的菁英分子中心主義，並強調「大眾政治」沒有陰影，陰影只存在抗拒者心中。
金耀基還有一個核心的說法，認為「中華民國毋須亦無法刻舟求劍，追隨歐西兩黨制之矩模，應在民主教條之外，根據文化的性格和社會的條件，尋求實質的民主。」
簡單地說，這是一種「中國不能、不必實行兩黨政治」「台灣無須亦無法追求兩黨政治」的神話。從過去到現在，「中國式的民主」、「東方式的民主」，乃至「有中國特色的……」這類說法不絕於書。在台灣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這些論點曾是抗拒民主潮流的「學理根據」，而在中國，這種說法不也是隨處可見嗎？
杏慶在這打擂台般的論辯文章最後，精要地指出：
「當前台灣民主運動的整個規範，完全是一種目標的對立：民主運動擁護者是『憲法心態』對抗『動員戡亂心態』；是『兩黨民主』對抗『東方式民主』」。
最後總結的指出：「目前整個問題的最後焦點，仍然必將匯聚在兩黨政治這個現階段終極的目標和理想上。」
這也正是《美麗島》雜誌，乃至整個美麗島新生代政治運動對民主的基本認知。
可惜，很快暴風雨就來了，高山低頭，大河斷流。美麗島被清洗，《美麗島》雜誌當然沒有了，美麗島新生代政治運動一時也被阻斷了……。
不知是巧合還是怎樣，我撰寫此文時，看到高齡90的金耀基先生，在香港接受訪問，一而再的為香港《國安法》的刊佈辯護，說他認為「因國安法的刊布，香港的法治已死」的說法是過度解讀。他認為「有《國安法》，未必沒有法治」，然後搬出戴雪和海耶克的「法治觀」，將 rule of law 跟 rule by law 偷樑換柱，拐彎抹角地說《國安法》後香港的法治還是很有活力的，作為一種制度和文化，是值得中國和台灣借鏡取鑒的。看到這些，我立刻聯想到當年我們批評金先生的，他對國民黨抗拒兩黨政治等反民主逆流所做的似是而非的辯護。（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