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到現在還在找傳奇間諜的忠骸　台灣呢

以色列「摩薩德」正在伊朗等中東國家無情的追擊以色列的的敵人之際，也默默在進行另一項任務，那就是找尋著名以色列情報員伊萊·科恩(Eli Cohen)的忠骸，對於當代的人們來說，是從網飛影集「摩薩德間諜」認識伊萊在敘利亞從事情報活動的過程，伊萊的事蹟是建構「摩薩德」傳奇的一部分。

伊萊在1965年被敘利亞政府逮捕處決後，遺體被埋葬在敘利亞，經過六十年之後，今年「摩薩德」終於在敘利亞發現當年敘利亞官方沒收自伊萊的私人物品及相關調查檔案，並在5月底將其帶回以色列交還給伊萊的遺屬。伊萊的弟弟亞伯拉罕(Avraham Cohen)接受媒體採訪，內心百感交集；而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跟「摩薩德」局長巴尼亞也拜訪伊萊遺孀納迪亞表達慰問，並承諾會繼續找尋伊萊忠骸的下落，把伊萊帶回祖國安葬。

「摩薩德」之所以能找到伊萊的遺物及敘利亞官方的調查文件，無疑是付出許多的心力，當然也有敘利亞新政府在背後提供協助，無論如何，以色列和「摩薩德」此舉再一次展現出「無論過了多久，無論生死，國家和組織絕對不會忘記每一個失事遇難的情報人員」的莊嚴承諾。

回望台灣，又是如何對待犧牲及落難的情報人員呢？

跟伊萊·科恩失事被捕差不多時間的1963年，國府情報局派出「昌明班」部隊嘗試從北越海域滲透中越邊境，在1963年的兩場行動都以失敗收場，多達數十人被殺或被俘，被俘人員在北越監獄中被關二十餘年，才在1980年代後期獲釋返台，其中的隊員劉蘇蝦在接受訪問時感嘆當年中隊長臨死前交代他，如果能活下去務必要把死去的同袍帶回台灣安葬，他在2015年曾致函時任總統馬英九希望能協助迎返同袍忠骸，然而卻只得到官方的官腔回應：

「軍情局在二○一六年一月回函表示，相關資訊不足及未提供佐證，為符法制，要劉蘇蝦提供陣亡官兵名單、墓塚照片、地點或官方認證文件等相關資料。劉蘇蝦說，一個戰俘那有能力提供這些資料，且事隔五十多年同袍名字也記不全。不過他強調，只要有適當協助，有信心找到同袍骸骨。」

戰史研究者高智陽對此直言「軍情局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並提醒相關單位「『帶同袍返家，不論是生是死』，應是國家對第一線情戰人員的基本承諾」。

直到2025年的當下，相關單位是否已經迎回「昌明班」部隊陣亡人員的忠骸，了卻當年「昌明班」中隊長拜託劉蘇蝦的遺願，仍未可知。

事實上，「昌明班」部隊的遭遇，只是過去冷戰時期國府情報單位無數失敗任務中的其中一件，數以千計的人員埋骨在越南、中國大陸、金三角等地的無名墓塚，他們的忠骸仍然未得到妥善安葬，不只如此，情報單位過往面對失事被俘歸來的情報人員的處置，同樣是值得非議的。

月前去世的黨外運動人士林正杰，他的父親林坤榮早年為情報局工作，1956年在中國搜集情報失事被捕，1981年才被釋放，然而當時國府情治單位認為「被俘是恥辱」的錯誤觀念及擔心他帶有統戰任務，對於是否讓林坤榮返台始終遲疑，直到1983年林坤榮才返回台灣，他在傳記《歸鴻》對這段遭遇有詳盡的敘述。

更有甚者，情報局上校朱文傑於1963年執行情報局任務滲透中國任務失敗，遭中共俘虜勞改，在1970年連同兩名隊員被釋放回台灣後，卻被當時的情報局指控叛國遭到處決，直到2004年才得以平反回復名譽。

這些悲哀的故事，以及生還歸來者為爭取補償的抗爭、訴訟，和情報局等相關單位推諉責任，否認當事人為情報人員身份的官僚態度，在1990年代曾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

即使是近年來的案例，如參與「少康專案」失事被捕的情報人員楊銘中、姚嘉珍，2007年在中越邊境執行任務時遭到綁架的朱恭訓、徐章國等人，儘管經歷多年磨難之後返回台灣，軍情局等相關單位雖然作出相應的補償，退休情報人員團體也給予送暖，然而他們仍然未能得到應有的公開肯定和殊榮。

筆者不禁想問，從當時到現在，台灣的國安高層甚至主政者是否主動去慰問、探視這些情報人員和他們的家屬，親自代表國家向他們致上感謝呢？

在國際上，以國家元首之尊探視失事情報人員及家屬的情況在所多有，除了前述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跟「摩薩德」局長巴尼亞探視已故情報員伊萊·科恩遺孀之外，2024年8月，俄國總統普丁親自到機場迎接與西方國家換囚行動中獲釋的俄國情報人員，並且高調公開此一新聞。

而美國在2013年由時任中情局局長布倫南(John O. Brennan)向1952年在中國執行空中任務遭到擊落，被俘二十餘年才被釋放的中情局幹員唐尼(John T. Downey)和費克托(Richard F. Fecteau)頒發了中情局最高榮譽獎章「卓越情報工作十字勳章」(Distinguished Intelligence Cross)，唐尼和費克托的遭遇被製作為紀錄片《極度忠誠》(Extraordinary Fidelity)在中情局官方youtube網站播放，表揚他們對國家的忠貞。

前述國家高層之所以如此積極，是向外界及情報界宣示國家絕對不會放棄任何一位失事的情報人員，無論他們是生是死，而他們應有的榮譽和公開肯定，都不會少給，以激勵情報界，特別是外勤人員的士氣。

在台海情報戰場仍然熾烈的當下，主政者、國安高層及相關單位主事者應該重新正視這些落難情報人員的付出，並思考從人道、物質及榮譽等層面彌補，筆者不揣冒昧提出數點作為拋磚引玉：

一、軍情局等相關單位主事者、國安高層甚至主政者應該給予這些失事的情報人員應有的肯定，比如說安排會面，當面給予慰問，親自頒贈獎章，撫慰當事人及家屬為情報工作所付出的辛勞。

二、對於當年埋骨異域的已故情報員，比如說前述提到的1963年在北越失事的國府情報局「昌明班」部隊人員忠骸，軍情局等相關單位應該重新重視類似案例，透過管道迎回厚葬，展現出道義責任。

三、對於立有功勳的在世或已經離世的情報人員和協力者，應該研究相關法令在榮譽上、待遇上給予破格的獎勵，比如說前述楊銘中曾期盼恢復軍職，並榮譽退伍，以及軍情局前副局長翁衍慶主張政府對「少康專案」兩名主要協力者劉連昆與邵正忠應該分別追贈中將、少將，這些訴求都值得相關主事者正視。

四、軍情局等相關單位對於已無機敏性的過往情戰行動，可以給予適度的公開，讓公眾認識並緬懷情報人員在相關行動的犧牲及付出。

重新回顧過往情報人員的犧牲及付出，為失事落難的情報人員給予應有的公開肯定和殊榮，並非僅僅是緬懷歷史，更是彌補這些情報人員長年不被社會知曉其功勞的遺憾。而這些都能激勵現在在情報戰場上的現職情報人員為國盡心盡力的意氣，有著一石二鳥的成效。

期待台灣的主政者、國安高層及相關單位主事者以前述國家政治高層作為得到借鏡，積極的重視、關心過往情報人員的犧牲及付出，彰顯其事蹟，提振情報界的士氣和消弭公眾對情報人員的隔閡，讓無數台灣的伊萊·科恩及家屬得到遲來但應有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