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健正／曾任教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31年，長期關注高教及產業政策，現任台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副理事長
日前立法院表決通過《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修正案，這場「誰該放假」的修法攻防，不僅顯示政黨間在意識形態上的角力，更是將「國家治理」徹底庸俗化、碎片化的典型教材。
當立法資源與輿論焦點被無限消耗於象徵性議題時，我們更應追問：真正攸關國家未來的能源政策、財政穩健、教育轉型與區域安全，究竟在哪裡辯論？台灣是否正陷入一種集體「迷失方向」的民主日常？
這不禁使我聯想到 19 世紀的日本，在西方列強強勢叩關之際，社會內部也曾陷入保守與改革的激烈拉鋸。但最終，他們選擇了歷史性的方向轉向——那就是明治維新。
Part I：從黑船到明治維新，日本如何迎向現代國家之路
1853 年，佩里率黑船艦隊抵達日本浦賀港，迫使鎖國已久的德川幕府開港通商。面對西方軍事與科技的強大衝擊，日本內部爆發了激烈的論爭與分裂。一方面是主張「尊王攘夷」的保守派，試圖以天皇為號召排外護國；另一方面則有「公武合體」、「開國圖強」等派別，希望以和平與改革應對外患。
最後在薩摩、長州等雄藩的推動下，掀起了「倒幕運動」，迫使德川慶喜於 1867 年「大政奉還」，結束幕府統治，開啟明治新政。
這場改革之所以得以成功，離不開一群具有歷史視野的改革者。坂本龍馬居中奔走，促成薩長同盟；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人聯手推行體制改革、實施徵兵制、稅制改革、義務教育與西式法治，奠定日本現代國家的根基。
除了政治與制度的變革，更重要的是文化與思想的更新。福澤諭吉倡導「脫亞入歐」，主張以實學代替舊學，創辦慶應義塾，培養出第一代日本近代知識分子。他在自傳中坦言，當年走在路上仍得提防遭到保守勢力暗殺，可見改革從來不是無風無浪的順流。
幕末時期還有兩位人物值得一提。一是勝海舟，幕府重臣、開國派代表，主張和平轉移政權，避免內戰。他與西鄉隆盛促成江戶無血開城，體現了理性務實的政治風格。另一位是吉田松陰，雖死於三十而立，卻透過松下村塾培養出伊藤博文等維新要角，其思想之火延燒至整個時代。
從黑船事件到明治維新，不過十四年，日本完成了一場橫跨政制、軍事、教育與文化的轉型。它既是危機的產物，也是改革者集體格局與行動的成果。
Part II：從維新經驗反觀台灣的制度僵化與社會對立
回顧日本的歷史轉折，相對於現在台灣社會政治人物習慣於回嘴式的吵架，爭執你昨天或今天講了什麼等雞毛蒜皮的話，而立法院又像是菜市場或賭場那樣，把國家政策當成一種喊價式的交易，制訂法案成為叫陣式的對抗，且有時像是狂飆式的賭注，它給人們幾點重要啟示：
一、國家治理需要歷史格局，而非民調政治
明治維新領袖不在乎當下聲望，而在意國家未來。他們敢於推動稅制改革、廢藩置縣、武士階級解體等觸碰根本利益的重大變革。反觀今日台灣，許多政策因選票計算與派系利益被閹割，政黨輪替成了「換人吵架」，而非換軌改革，已經失去為國家長遠發展的理性思考。
二、制度轉型若無文化啟蒙，終將流於形式
福澤諭吉所代表的，是一場對思維方式與教育結構的改造。他知道制度可以模仿，思想必須內化。台灣當前雖有選舉制度與新聞自由，但政治討論極化、網路仇恨橫行，顯示我們尚未建立真正的「民主文化」。
三、對立社會更需要理性協商而非敵我邏輯
幕末亦有暴力與仇恨，但像勝海舟、西鄉隆盛等人，能在分歧中找到和平交接的出路。今日台灣，政黨間不再談制度共識，只剩動員與杯葛；若此惡性循環不止，最終將拖垮整體體制。
四、真正的改革，從來都不討好人心
吉田松陰殉道、福澤諭吉被威脅、坂本龍馬死於暗殺——歷史不斷提醒我們，領導國家走向轉型的人，不是最安全的人，而是最有承擔的人。今日台灣，若所有政治人物只計算民調、不肯承擔風險，那麼改革永遠只是空話。
結語
當立法院為了某一節日是否應列為國定假日爭論不休，卻對能源政策、財政風險、教育斷層避而不談，這正是把「國家大政 trivialized」的最佳註腳。日本曾在國運風雨中選擇改革，我們呢？
歷史不是用來紀念的，而是用來面對的。唯有從制度文化兩端同步更新，唯有在對立中重建共同語言，台灣才能走出碎裂、走向成熟。當政黨只會吵「放假幾天」，歷史似乎已經給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