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信／筆名杭之，政論家，曾任立委、國安會副秘書長。作者為當時《美麗島雜誌社》主編，也為美麗島事件受刑人
1979年12月，一整年來政治、社會的相激相盪愈來愈緊張，終於在12月10日爆發「高雄警民衝突事件」。13日清晨，權力當局展開大清洗，開始大逮捕，前後二百餘人，全台風聲鶴唳，所謂的「社會輿情」群情激憤，喊打喊殺。
三四十年後，一些檔案公開，整個事件輪廓慢慢浮現。從蔣經國的日記更可看出一點消息。他的日記是私密心靈的表露，一定程度應該可以洩露他在想什麼？其內心深處之情境又是如何？從而可以想見當時社會情景之一斑。
蔣經國在他的日記中，對他痛恨的人或事總是罵東罵西，在「高雄事件」發生前幾天，這位獨裁者在12月7日的日記中這樣說：
「國內的陰謀份子以美帝和共匪為背景，以各種惡毒的方法來打擊我，這是一場危險的鬥爭，過去以本黨作為打擊的對象，現在則轉向我個人和政府，過去是打下不打上，現在則是打上不打下了，國內反動份子之所作所為，都是共匪的一套，共產黨的一套鬥爭方式，可以肯定他們的背後，一定有匪諜在有計劃的作控制，這是不得不注意的。」（1979.12.7日記）
這是視民如寇仇，先對反對者拋出血滴子，定性是陰謀分子，而且有「美帝」「共匪」當靠山。也就是說，即使沒有12月10日當晚的衝突，遲早要對「國內的陰謀份子」下手的。試想，照其定性，在那個時代，這是什麼樣的「罪」呀！二條一吧！果然，高雄事件發生隔天就「痛下決心處理高雄反動暴亂案」，過了大約一周，這位獨裁者又在日記中寫下這樣的「反省錄」：
「反動派所謂美麗島暴徒在高雄暴動，企圖火燒高雄，當時情況非常嚴重。情勢平靜後，我即下令將全部禍首拘捕，暫作處理。一網打盡之後，再做斬草除根之事，為黨國利益不得不下此決心，今後國內之患重於來自國外。自本月分起，每週五將由我親自主持安全會談一次，如此或可督促安全工作之加強，敵我之間已至短兵相接之時，必須注重鎮暴之組織、訓練、技術以及工具等等。對內不可用兵，只可用憲警。孔令晟此人不可再用，但此非時非調換（引者按：此為原文。恐是「此時不是調換之時」之意），今後掌握憲警，重於正規部隊也，政戰學校應另設一班。」（1979.12.22 日記）
「由於共匪採取內應外合之惡毒政策，高雄暴動乃是強烈信號，從此一定多事。我決定國家之安全工作由我自己親自加以督導（組織、訓練、巷戰、工作），以力還力，才有力以擋之。……不法分子之不斷發起暴行，以至高雄暴亂，……」（1979.12.25 日記）
從這兩則最高權力者充滿唳氣的日記，可以清楚映照當時社會的肅殺。想想，國家體制上之三軍統帥，竟視民如寇仇到此地步，防民甚於防敵，甚至視民為敵，為保權力之私，竟要「掌握憲警重於正規部隊」，這跟「武警維穩」重於國防，不是一丘之貉嗎？從這些發自心靈暗黑處所流露的，人們不難體會美麗島事件後 80 年代前半台灣政治之暗黑。三大血案、劉少康辦公室，豈是偶然！
13日的大逮捕行動，我是第一批被捕者。在那樣的氛圍中，台灣社會就算不是萬馬其喑，也是陳若曦回台見蔣經國時強調的「人心惶惶」，閉口不談高雄事件。
這時，杏慶以大家都知道的筆名「南方朔」寫了一篇文章，一如唐某在那天清早隔著窗子看著我被帶走，過些日子寫了〈你眼睛中看得見這場暴風雨〉來抒發心中的痛苦，來為我送行。杏慶這篇〈送友遠行〉，登在1979.12.26 台灣時報第12版，當時我們與世隔絕，當然看不到，即使可以通信後，香燕也不敢寄給我，不知道能不能收到。我是到很久歸來後才看到。捧著發黃的報紙，不由淚下。老友，當日我遠行，我很堅定地向香燕交待，「我會回來」，而今你大去，將只留下你的典型和友朋的思念。聽到你辭世的消息，我再把這篇舊文拿出來，一個字一個字念，眼眶濕了。患難中、肅殺氛圍下默默的提燈相送，老友，謝了。在你將遠去的這一刻，我再把你當年的情義留存在這裡，雖然我們天人永隔，但就如你當年說的，讓我們精神上繼續燈燈相照吧！
送友遠行 南方朔
當知道你要遠行的消息時，我的聲音喑啞了，忽然之間竟覺得世界是如此的嘲弄和脆弱，看著你如燈的身影漸漸遠去，已然潸潸淚下如雨。詩人儒勒．日勒有詩：
「在這無光的時刻裡
我聽見我不甘緘默的心
倔強地跳動
一個偉大的思念仍誘惑他
在夜的靜寂裡。」
如果這就是頑強的思念，那麼，就送給你；如果這就是黑夜中相互招喚的兩盞燈，那麼，讓我招喚你；如果你褐衣芒鞋苦行僧似的遠行只不過是苦難的開始，那麼，我祝福你，祝福你在躓踣的崎嶇道路上堅強你的靈魂。
中國的知識份子，從遠古以來，在扭曲了的歷史中究竟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啊？或許這就是我們哀痛的所在 ── 一個人只不過因為他的時鐘走得比別人快，就必須忍受如此的苦楚嗎？那麼，我們為何又累世不斷地歌頌那些先知？如此，我們迷惑的皺紋更深了，一切都是奇譎的，世界竟是如此吊詭！
從來先知都是寂寞的，因為他預贖了人的罪，然而先知的寂寞必將燦然開花，這還使我們想到了索忍尼辛，他說：「從枯朽了的榆樹幹，將會長出生命的新葉。」是的，先知就是用他的堅忍哺育他的生命，然後從枯燼中綻放花葉和種子。那麼，讓我們堅忍！讓我們不因別離而傷感，卻因別離而倔強的思念。
在這寒冷的冬天，你的悄然遠行，竟使我想到蕭瑟的森林中那巍峨參天的松樹，不是嗎？當雪落下來的時候，群山更加岑寂了，而松子也就開始寂寞無奈的飄落，辭枝離葉是哀愁的別離，可是我不擔心，因為我知道你必將選擇一塊土地，等待雪融的日子，然後抽芽。潺潺的、暖暖的雪水，將把你灌溉。我願真誠地見到，有一天在你多髭的面容上見到聖者的容顏、睿智、寬厚、仁愛。你的破袍屆時將襤褸成碎片，但它仍將洋溢潔光。
幼讀伊底帕斯王的悲劇，劇中，合唱團曾唱出這樣的詩句：
「世事波上舟，淞洄安得住？ 未至分曉日，且懷千歲憂。」
是了，在世事如棋，變易不居的環境裡，讓我們繼續的為他人承擔憂慮吧！我們將為此常相思念，讓我們堅忍、寬恕。你的遠行，我們將看到遠帆帶你去未可知的地方流浪。你是現代的「安泰恭」（Antigon），祈求上天的仲裁和垂憐。就讓我們燈燈相照吧，在這寒夜的寂靜裡。
1983年10月18日，我遠行歸來。在這之前，杏慶托一位到龜山來面會的朋友傳訊給我，他對我出去以後做什麼有些想法，希望我出去後跟我談談。回家後，他跟我認真談了幾次，他分析了當時朝野政治形勢，認為美麗島事件後，黨外力量一時受挫，雖然恢復選舉後生機慢慢再現，但國民黨內保守勢力、反動路線仍佔上風，形勢恐怕會再曲折一陣子，在民主發展「抗爭 - 團結 - 重建」的辯證發展過程中，這個社會仍將遭遇許多困難。他勸我先不急著回到第一線，而是先在二線沈澱下來，為民主重建思考奠基。如果我接受這個建議，他會安排我到他工作的《美洲中國時報》副刊部門工作。
我認真想過，也諮詢了幾個朋友的意見，如唐文標。我接受了他的建議，第一次走進大理街。我雖然編過黨外雜誌，但我沒在體制體系內待過，什麼都不懂，杏慶簡單說明工作概況，說很快就會進入情況，不懂的就問同事，印象中他跟我介紹了劉克襄。這樣，我開始在這個報業體系的小部門開始了我的新工作。
由於在歸來之前半個多月，我岳父過世，半子未能奔喪，家人安排一個「作七」的日子南下祭拜，因此沒上幾天班就請了一天假，自然都是杏慶准的。又過兩三天，我正在座位上工作，杏慶從辨公室外頭回來，嘴巴用臺語嘟噥著：「翻了翻了」，叫我去他辦公桌邊，告訴我，余老闆從外面回來，知道他找了我這個人，很生氣，問為什麼沒有報告。杏慶轉述給我的是這樣：
他向余老闆說，余先生，上帝是不能試煉的。我找來的這個人，是所謂的政治犯，但已經服完刑。我向你報告，你是准還是不准？准了，你背著壓力，不准了，又好像你擔當不夠。你既然這樣說，我今天就叫他走。
就這樣，我結束了在大理街的「工作」，包括請假的一天，記得前後是五、六天。我沒有「求職」，也沒有「辭職」，就這樣，來了，走了。我是過客，那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這以後，我一方面走訪我不在時百花齊放的黨外雜誌圈，看著正在蛻變的黨外陣營，一方面跟一些學界、文化界的朋友交遊，討論一些問題。在這些日子裡，有兩件事值得一記。一是在東海交遊的康樂從美國學成歸來，在中研院史語所工作，他在新光少東吳東昇的支持下，糾集一些年輕的人文社會研究學者，要有系統地組織翻譯西方的人文社會學科的經典，找我擔任這套《新橋譯叢》的編輯工作；二是時任中時人間副刊主編的金恆煒邀請我在人間副刊開一個專欄，固定寫稿。我非常感謝恆煒兄的好意，提供一個能讓我耕耘的園地，這個園地甚至在他改調其他工作後還繼續。我取《詩經‧衛風‧河廣》一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之句，用「一葦集」作專欄的集名，用「杭之」作筆名，開始我的評論寫作。
在這段寫評論的日子，跟杏慶仍然是時相過往，我出評論集會找他寫序，他出評論集有時也會找我寫序，我們共同用文字來經營我們的社會實踐。我們一齊應傅偉勳之邀，與韋政通三人去夏威夷參加討論會，在丘延亮（阿肥）的策劃安排下，到香港大學參加以陳映真文學創作為主題的研討會。前者來了很多中國學者，後者來了劉賓雁、戴晴等文學界名人，當時，兩邊的人大多未曾接觸過對方，都好奇的想彼此了解。我們因為寫評論，加上有像阿肥這樣的海外運動者的關係，雖然未曾涉足中國，但在80年代算是對兩岸形勢發展比較關心的。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學潮，並擴及中國其他各地，最後結局舉世皆知。運動從開始就一直影響著外地，包括香港。阿肥當時在香港教書，串連了一批香港的學者、運動者，他們在北京天安門運動越來越升高以後，支援運動的作為一直不斷，運動後期，他們組織一個廣場的論壇，叫「天安門大學」，要從各地找講員，香港那些朋友也希望我們能去，杏慶和我都有點興趣，但我們從來沒去過中國，兩邊的簽證都不是幾天就能下來的。在辦這些手續時，槍響了！「天安門大學」當然沒有了，那些香港的朋友後來只能在香港辦《天安門評論》的期刊。
杏慶當時和他一群同業創辦《新新聞》雜誌，是當時很重要的新聞與輿論平台，我也偶而會在那裡寫評論。六四槍響，我在他們雜誌寫了一篇《鮮血是我們的教師 ── 北京六四大屠殺的反思》。在文章最後，我強調，東方專制主義一個重要的特性是權力與使命的合一，其幽靈仍然以不同型態、不同程度存在於海峽兩岸。
那一年的槍聲當然印證了東方專制主義在中國大地的存在，新的印證更是不勝枚舉。而在台灣，雖然在1987年7月解嚴了，但我在一些解密公開的檔案中，卻也清楚看到在解嚴後那種幽靈的陰影。
在1987.7.15解嚴後，國安局發函要調查局檢陳王拓、陳永善、王杏慶等9人資料調查表，以及檢陳「夏聯會」重要成員王杏慶偵查報告表。在後者，列舉了杏慶六條「涉案事實」，這裡列舉幾條，最主要的是：
● 王某思想左傾，對政府及現行社會制度極端不滿，早年即曾參加叛亂組織，意圖奪取政權，近年復與BC分子積極勾聯，發展群運即學運工作，散播和平論調，為匪張目，並與海外陰謀分子密切勾聯。
● 為「開平專案」考管分子王復蘇成立之「國家社會黨」核心幹部，負責理 論基礎及計畫設計。
● 與周天瑞、江春男、胡鴻仁合辦「新新聞」周刊，經常藉機批評時政。
這種調查真是專制主義下的產物，一個安全單位竟然可以延續幾十年將一個被監控者扣上描述性的「思想左傾」「對政府及現行社會制度極端不滿」，這也便罷了，竟在沒有法院的審判下指陳被監控者「早年即曾參加叛亂組織，意圖奪取政權，近年復與BC分子積極勾聯，發展群運即學運工作，散播和平論調，為匪張目，並與海外陰謀分子密切勾聯。」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可怕的是，這種指控在情治單位的檔案中已經存在幾十年了，那不是隨時都可以整你嗎？
而更令人搖頭嘆息的是，指杏慶「涉案事實」中有一條竟是「與周天瑞、江春男、胡鴻仁合辦『新新聞』周刊，經常藉機批評時政」，而這是在解嚴以後7個月以後寫的。政治在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特務單位仍然因循舊慣，不高興就說人「經常藉機批評時政」！
在送別杏慶的最後，我引上面那類長時在他身後飄蕩的鬼魅話語，期望在他西去之路不再糾纏著他。老友，走好。